大学生不愿去基层情有可原
顾海良代表说，湖北中部一个中等城市搞了个调查，发现他们那里出来的学生，毕业时平均每十个人只回去了一个。
“这说明大学生还是回去得少，大量拥挤在大城市。这是情有可原的。”顾海良代表说。他认为，尽管高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，但大家一般都希望到经济发达地区，到科学技术先进一点的部门、行业就业。“我们对就业的期望、就业的追求无可非议，但是任何一个就业问题都是一个社会问题，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，有些岗位供求会发生很大变化。”
瞿振元委员也赞同这个观点。在他看来，中国这样一个国家，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，到普通乡镇，甚至到边远的农村，之间过大的差距，会在人才流向上、就业流向上造成问题。
“但是这两个问题也是一个循环，越穷的地方越没人去，越没人去改变那里就越不行。”瞿振元委员说，“站在现实的角度来说，你想要去大城市、大机关、大单位情有可原，但这个选择在另一方面又限制你，当大机关、大单位、大城市装不下的时候，到哪儿去？”
瞿振元委员说，我们还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，就是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教育的转变。1998年高校扩招，当年招生108万，而今年一届毕业的大学生就有611万。这组数字看似很庞大，但是在顾海良代表看来，大学生实际上不是多了，相对还是少了，只不过就业的方向和结构都不合理。但是在现行条件下，就业方向结构一时难以得到改进。
现在这种状况下，合理的就业趋向，同时也是个人可能去的合理岗位，在哪里？瞿振元委员说，“我认为，应该把大学生引导到基层去。”
大学生到基层不是在荒废时光
2003年，团中央、教育部启动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。郗杰英委员的儿子成为第一批志愿者。很多人不理解：你的孩子在北京出生长大，干吗要到下面去受罪啊？
郗杰英委员不同意这个说法。1969年，还是一名初中生的他来到北京玻璃总厂，从学徒工干起，从月工资16元开始挣起。多年后回顾这段生活，郗杰英委员说：“基层首先是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最基本的状况，了解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。这些认知能让我们终生受益。”
尽管儿子这一代的年轻人与自己年轻时完全不一样――他们视野开阔，文化程度高，但是郗杰英委员说，他们与人交往的能力，对基层的了解、办事的能力、动手的能力，还显得比较弱，应该到基层去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。
郗杰英委员的儿子在云南做了一年的志愿者。这一年在基层的经历让儿子开阔了眼界：儿子要给农村青年搞图书馆，就动员北京的各个单位捐书，捐了书之后，图书馆怎么办？怎么搞图书编码？怎么让大家登记？他要自己一样一样去落实。
这一年儿子的收获太大了：知道了农村集体选举是怎么运行的，知道了计划生育工作怎么开展，知道了怎样在云南种烟叶……最重要的是“他把书本知识变成社会知识”。郗杰英委员说：“不要认为到高科技的地方就是好地方，白开水有白开水的味道，基层有基层的味道。”
顾海良代表与郗杰英委员有着相同经历。也是在1969年，初中还没有毕业的顾海良就去了农村。他当过农民，当过生产队会计，也当过民办教师。“我对中国国情的理解都得益于这个年轻时的经历。”顾海良接触过的很多优秀人才，绝大部分也都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
大学生下基层不能在政策上吃亏
在采访中，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基层心存这样的顾虑：同时毕业的大学生在农村和城市的命运迥然不同。以医学院学生为例，在城市医生的发展可想而知，而在农村当村医，他的前途在哪里？
“现在的学生权利意识很明确，民主意识很强。在全社会按经济规律办事，劳有所得、按劳取酬大原则下，政策导向是非常重要的。”郗杰英委员说。他以美国开发西部为例，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去西部？因为它有很强的政策倾斜。“一方面我们的思想教育，要让他认识到基层对他成长的重要性、成才的重要性。另外，在物质生活方面也要设有利益机制。”
这几年，相关部门出台了不少鼓励大学生去基层服务的计划，比如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、农村教师特岗计划、大学生村官计划等等。最近刚刚出台的国务院七条促进大学生就业措施中，对大学生到基层就业有相当大的优惠。